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职业打假人大量出现后，法院接收的案件激增，他们将法院作为一种工具，浪费了大量的法律资源。“职业打假人的目的就是为了牟利，很多起诉着重于能打赢和成本小、风险小，而非惩治不良商家。这就导致大量案件着眼于商品标签问题、专利号问题之类的瑕疵，而非对老百姓意义更大的质量问题。”

《脱贫攻坚｜非遗“活”起来 引领文创“奔康路”》天津作协分会主席方纪安排了一个小会。会上，在不断追问下，一位天津女作家“交代了与陈企霞的不正当关系”以及陈企霞和丁玲的某些政治言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