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其次是回应机制。回应机制包括是否属于性侵的评估、专业的服务环境等。其中牵扯证据的采集，那就需要专业的服务人员先进行初筛，初步判定后选择正式的取证或问询人员，一次性问询，避免二次伤害。再次，是后续的伤害康复制度，也有专业人员、资金保障。

《脱贫攻坚|"纤夫村"的新生 太原小窑头村"蝶变"路》然而，仅仅在担任该职务2年后，他就因违纪被调查。2014年1月9日上午，范增玉涉嫌贪污、受贿、诈骗案在北京一中院开庭，涉案金额约6000万。法院查明范增玉的贪污罪行主要发生在2009年底，换句话说，在范增玉履新的同一年就开始了贪腐之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