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知圈仅找到一例：2017年11月，安徽省铜陵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、副主任王毅军的“双开”通报中写道：“王毅军身为党员领导干部，理想信念丧失，无视党纪国法，行为底线全面失守，特别是被提拔到重要经济工作领导岗位后，大搞权钱交易、利益交换。”

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《2021年福建新高考方案出炉："3+1+2"模式 考3天》童小军对《财经》记者说，对儿童取证，应结合孩子不同年龄段、不同情形判断用不同方式。有些性侵案中的孩子不到两岁，不可能用语言交流。“研究发现，9岁-12岁的孩子是性侵儿童案相对集中的年龄段。”但这个年龄段或再大点的孩子，可能遭遇这类事情后不愿说话，想让他说出来也很难。